墨家對功利的論述是圍繞“義”與“利”這樣一對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范疇展開的。其中的利字所指即為功利,涵蓋了利己、利人、利天下三方面的含義。

獲取功利是墨家所追求的最大目標,也是他們判斷是非言行的唯一標準。墨子從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角度,為人們求利動機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,但墨子又強調利己的實現存在于利人之中,所以要實踐兼愛,“以兼相愛,交相利之法”來取代“別相惡,交相賊”,從而達到“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”可見,他所追求的利,最根本的還是天下之利。用這樣的方式使得義利合一:義就是利,主張貴義重利,把利視為義的內容、目的。

關于道德評價的根據問題,墨子認為應“合其志功而觀焉”,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考察。關于處理爭議評價真理的根據問題,墨子認為還是要看實踐中的事功與結果。墨家強調不光要有好的目的,更要有好的結果。由于墨家的功利主義,使得墨家學術是一個開放式的學術體系,而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。

一.平等兼愛的天賦人權思想。“人無幼長貴賤,皆天之臣也。”《墨子·法儀》。

在墨子那里,人生來平等,這是上蒼賦予人的一種不可被剝奪的權利。所以墨子批評孔子的“仁”存在親疏厚薄之別,從而提出“兼愛”,主張無差別的人道主義原則,以解放平民。《墨子·經說上》指出:“仁,愛己者,非為用己也,非若愛馬。”——墨子肯定人的尊嚴、權利、價值,認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。

墨子珍惜國民的生命權。“天欲其生而惡其死”說的是生命神圣。墨子告誡執政者:“今天下之國,粒食之民,殺一不辜者,必有一不祥。”并且以暴王桀、紂、幽、厲被“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”作為執政者之警醒。參見《墨子·天志下》。

墨子在《非樂上》中批評當政者無視民眾生存權與休息權,他指出民有三患:“饑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勞者不得息”。

墨子重視勞動者私有財產權,在他看來不管是物質活動“耕稼樹藝”、“紡績織纴”,還是政治活動“聽獄刑政”、“治官府”、“斂關市”,都是勞動,都應該“賴其力者生”,辛勤勞動獲取勞動成果。他強烈譴責那種“不與其勞,獲其實”的不仁不義之舉,認為應該“不賴其力者不生”。

墨子極力為平民的政治人權吶喊,他的《尚賢上》中要求:“雖在農與工肆之人,有能則舉

之”。參與政治的權利,是人人平等的,他說:“尊尚賢而任使能,不黨父兄,不偏貴富,不嬖顏色……”《尚賢中》

二.民主選舉的社會契約思想。墨子說:“古者,天之始生民,未有正長也,百姓為人。”《墨子·尚同下》。無國家權力,只有百姓的自然權利。那么,為何后來產生了各級政府官員呢?

墨子在《尚同上》闡述了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觀點:由于原來的無政府狀態“天下之亂,若禽獸然。”所以人們“選天下之賢可者,立以為天子。”“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,置立之以為三公。”“立諸侯國君。”“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,置立之以為正長”——從天子到三公,從諸侯到正長,政府各級官員莫不是經民主選舉產生。

《墨子·經上》明確指出:“君、臣、萌民,通約也。”也就是說,人們在選舉產生政府的時候,是有一個社會契約的。墨子在《尚同中》闡述了這個社會契約:1人們選舉產生了政府,就將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了政府,政府有權力“發政于天下”、“制為五刑”、“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”。2建國設都,設立天子諸侯,不是讓他驕奢淫逸的;而輔之以卿大夫師長,也不是叫他們放縱逸樂的,乃是讓他們分授職責,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國家。執政者有義務“為萬民興利除害,富貴貧寡,安危治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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